本文以孝观念为题材尝试探讨了中国中古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国社会以家为主要构成单位，其特征为血缘秩序。为了有效地掌握这样的基层社会，中国古代政府需要控制乃至活用民间的血缘秩序。而孝作为支持血缘秩序的核心观念，政府谋求以孝观念来控制社会的做法也由来已久。但严格来说，孝是以维持自己所属的家族为优先的，即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血缘观念，从而难以和君权达到和谐。故而，朝廷用减弱乃至模糊孝观念内在排他性的方法来寻求孝和忠两个观念之间的连结。进而，中央试图把孝观念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但是汉朝中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国家公权动荡，家族的影响力扩大，君权与父权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父权影响力崛起的大背景下，孝观念的排他性逐渐强化了。
就唐朝而言，高效地管控父权是确立统一帝国的统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措施。因此，以唐太宗为首的为政者们更侧重于构建君臣秩序优于家族秩序的理论逻辑。孝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其为支持父权的主要观念，所以为政者们更注重调整现有孝观念的属性。他们试图将孝调成与忠可达到和谐的观念，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弱化孝内在的排他性，从而谋求控制社会。《御注孝经》编纂于唐玄宗时期，其存在即为上述唐朝为政者意志的象征。调整孝观念的同时，唐朝为了团结民间还积极努力在基层社会上扩散孝观念。
唐朝以调整好的孝观念为工具试图贯彻对社会的控制，如此背景之下，社会的反应如何？首先，唐朝围绕孝采取的有关措施有效地影响到了官场。由于唐朝制度上强调了孝的实践与入仕之间的联系，希望进入官场的人难以忽略孝的实践。并且在制度上进入官场的官员也承担了抚养父母的责任。但是，官员作为构成官场的一员，还需要承担臣服于君主的义务。因此为了避免和合理化孝与忠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官场中逐渐兴起将两者视为能互相达到和谐的观念。例如，在唐朝的公认下，通常被视为不孝的起复官员，死后也能获得包括孝在内的谥号。
比之官场，民间社会具有血缘秩序更加稳固的特征。在这样的结构下，唐代重视孝的风气在民间社会中容易产生出在形态上侵害国家公权的孝行，如为父母进行的复仇之类。更引人注目的孝行是割股奉亲。原本跟孝行没有密切关系的割股行为，在唐朝努力以孝团结社会的背景下，大体上从开元后期开始转化为民间的主要孝行，而且这种孝行甚至持续到民国时期。虽然割股奉亲作为一种自伤行为具有违法的层面，既然这种行为成为民间风俗，政府就宁可容忍现实来谋求稳定社会秩序。总而言之，唐朝在连接中央与社会时，孝是有用的一把双刃剑。